若印度共产党崛起,中国需警惕另一个强大工业体的崛起

中国关注印度共产党的原因并非由于其亲华,而是一旦该党在印度取得成功,有可能会催生另一个庞大的工业国。回溯至1957年春天,喀拉拉邦的南布迪里巴德在邦议会大楼前宣誓就职,他成为首席部长,标志着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共产党通过民主选票而非武力掌握政权。此消息传至北京时,令人震惊:在刚独立十年的印度,共产党竟通过议会民主获得了权力,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识字率低、种姓体制根深蒂固的南方邦。

时光荏苒,六十九年后,尽管印度共产党在地方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其在中国战略研究领域的讨论频率依然不减。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真正让人关注的并非该党当前的议席数量,而是它所代表的国家治理理念,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将可能引发怎样的后果。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从印度的经济结构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印度经济快速增长,GDP一度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然而,这一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正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根据印度的劳动力调查,拥有超过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中,正规部门所提供的稳定就业岗位仅占总就业的约10%。大多数国民依靠农业、街头小商贩或工厂的零工维生,生活极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经济学家将这些人称为非正规就业者,占印度劳动力的80%以上。他们不缴纳税款,也无法享受失业保险与养老金,生病时经费需自理,每天收入有时不足三美元,却还需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开销。

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IT服务业、制药业和少量高端制造业,这些行业虽然带来了可观的出口收益和财富,但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一家大型软件公司可能仅雇佣几千人,而印度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则超过一千万。可见,几十万个白领岗位与千万的新增劳动力相比,几乎微不足道。这揭示了印度经济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增长的成果掌握在少数行业和群体中,而大多数人仍处于脆弱的生存状态,这正是印度共产党多年来试图改变的局面。

在西孟加拉邦执政期间的印共(马)推动的土地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将大地主手中闲置的土地分配给真正耕种的农民。这一想法看似简单,但在复杂的印度土地制度背景下(许多地区的土地记录仍停留在殖民时代),实施难度相当大。印共(马)首先发动基层干部进行逐户调查,登记佃农信息。这个工作量巨大,但成效显著。到八十年代中期,西孟加拉邦超过一百万的佃农获得了土地登记,许多人因此从随时可能被逐的临时佃农转变为合法的稳定农户。这一变化直接颠覆了孟加拉农村的权力结构。以前,地主控制着土地,从而掌控了依附于土地的农民,村民若有纠纷需寻求地主调解,借贷与粮食交易也需通过地主中介。土地改革过后,农民们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与地主的依附关系显著减少,他们开始积极参与村务管理及选举,并有了提升土地产出的动力,这也成了印共(马)能在西孟加拉邦长久执政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对,喀拉拉邦则在社会发展上更有作为。该邦的土地改革实施较早,配合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建设。喀拉拉的识字率在所有邦中常年位居首位,且男女间的识字差距远低于其他地区。一位到喀拉拉乡村旅游的人,几乎难以看到众多失学儿童的现象。那里的村庄通常设有公立学校,尽管条件简陋,却能正常运转。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孕妇可以在卫生站进行产检,婴儿可接种基本疫苗。尽管这些在发达国家似乎理所当然,但在印度的许多地区却并不普及。喀拉拉的财政来源于邦政府的预算与在海外工作的劳动力寄回的汇款,庞大的海外人口为财源的稳定提供了保障。随着资金流入当地经济,促进消费、建设以及小生意的蓬勃发展,并为邦政府提供了间接的税收基础。

然而,喀拉拉模式也暴露出明显的脆弱之处。缺乏坚实的本地制造业使得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赴中东谋生。邦政府的财政长期面临紧张,公共部门的开支占用许多预算,一旦海外汇款增速下降,经济便会随之受挫。这些治理实践无论成就或不足,均为研究印度未来发展路径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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